本帖最后由 戴镜兵 于 2024-9-29 15:00 编辑
赤子情怀报国恩 ◎戴镜兵 前言 在历史上，“唐人”与“华人”的称谓，皆是对旅居海外中国人的美称。而“华侨”一词，则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直至1955年，当我国政府明确不采用双重国籍政策后，许多华侨主动选择了所在国的国籍，从而成为外籍华人。 华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唐朝之前，已有不少中国人旅居海外。而唐代之后，旅居海外的人口更是与日俱增。 华侨们，他们是中华民族中的佼佼者，大多出身于勤劳的劳动人民家庭。他们选择移居海外，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为了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二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远赴海外谋生；三是在历史上每次政治动荡时期，他们被迫流亡海外；四是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欺骗和利诱，离开了祖国。在侨居地，他们历经艰辛，披荆斩棘，开发资源，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华侨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血泪、奋斗和爱国的历史。 彭可轩，作为众多华侨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其人生轨迹如同一幅色彩斑斓而又曲折多变的画卷，他那深沉的爱国情怀与浓厚的家庭观念，树立了崇高的精神典范，值得我们后人深深学习与传承。 有为青年，在迷茫中看到希望 彭可轩（讳：诚振，乳名：初顺），1887年11月27日诞生于陆河县河田镇丰田（荒田）村（该地原隶属陆丰县，1988年陆河独立成县）。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勉向学，虽仅受两年私塾教育，却练就一手俊逸书法。村民们每逢红白喜事，皆乐于请他代书帖子。彭可轩性情刚正，嫉恶如仇，对邻里乡亲满腔热忱，面对世间不公，他勇于直言，不惧强权，常挺身而出，为弱者鸣不平。 一日，彭可轩于村畔一隅，正沉浸于书海之中，忽闻一位白发老者唤他。他即刻回过神来，热情地询问老者有何需求。老者含泪诉说，其子远赴南洋多年，音讯全无，恳请彭可轩代笔一封家书。彭可轩细心聆听老者诉说，承诺一小时后便将书信送至其家中。老者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又有一次，彭可轩赴陆城处理事务，归途偶遇三名无赖调戏一名少女。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严词斥责那三名无赖。三人见彭可轩身形魁梧，气势逼人，自知理亏，只得灰溜溜地放开了少女。 1915年2月，在家人的精心筹备下，彭可轩与来自陆河南告村的罗慈妹姑娘共结连理，喜结良缘。次年十月，他们的爱情结晶——长女杏春，来到了这个世界。 1919年10月，彭可轩家中再添新喜，长子杏南呱呱坠地。看着这一对纯真无邪的儿女，彭可轩深感责任重大，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与挑战。 为了能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年轻力壮的彭可轩不辞辛劳，日夜奔波。然而，生活的重担时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无数个深夜，他独自徘徊在村口，心中充满了困惑与无奈。他不断地拷问自己，究竟是自己的能力有限，还是社会的不公，让一家人尽管拼尽全力，却始终在贫困的边缘挣扎。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随后，农运浪潮犹如汹涌江水，迅速席卷周边各县。正值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彭可轩，在接触到共产党人彭湃同志的农运理念后，仿佛拨开了迷雾，长久以来困扰他的问题瞬间变得清晰明了。他的许多挚友也深受彭可轩影响，持相同见解，正当他们筹备在丰田村建立农会之时，海丰却遭遇了“七五农潮”事件——海丰总农会被反动县长王作新强行解散，杨其珊等25名农运中坚力量被捕，彭湃亦被通缉。面对此境，彭可轩等人只能暂且搁置创建农会的计划，转而密切关注时局的动态变化。 拥抱大革命，农会之中展英才 1925年8月，对彭可轩而言，是一段铭记终生的珍贵记忆。在这个月里，他不仅迎来了二女儿杏源的诞生，更与陆河东坑乡的彭显堂老师，以及同村的挚友彭连茂、彭李仁等人，共同参与了在商贤家庙由彭培轩创立的河田农民协会，这一举动终于圆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1926年1月，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农会理念并推动其深入发展，彭显堂老师在丰田学堂（该学堂紧邻彭可轩家）举办了一场农运讲座，吸引了丰田村众多农民的积极参与。讲座中，彭显堂老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详细解答了农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如农民协会的成立背景、作用，以及大革命的意义等。在彭可轩、彭显堂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丰田村要求成立农民协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年2月，在上级农民协会的悉心指导下，河田丰田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经过民主选举，彭连茂荣幸地当选为农会会长，彭李仁担任副会长，而彭可轩则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被任命为农会秘书长。自此以后，彭可轩在农会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为农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丰田乡，涵盖景福楼、塘尾、下新屋及对面埔，共计二百四十余户，人口总数超过一千四百。自丰田乡农会成立以来，彭可轩与他的战友们便深入各村庄，分片进行动员，鼓励群众加入农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四个村庄中高达90%的农户都积极响应，成为农会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彭可轩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他的斗志始终高昂，每天都充满无限动力。 丰田乡农会的扩大工作圆满告成后，紧接着便是组建丰田乡农民自卫军。为了选拔自卫军队员和筹集武器装备，彭可轩与战友们绞尽脑汁，倾尽全力。最终，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丰田村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彭壁洲担任队长，彭利辉为副队长，队伍规模达到22人。 丰田乡农民自卫军下设两个分支：自卫军后备军，其成员年龄在16至30岁之间；以及童子军，成员则为12至16岁的青少年。为了不断增强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队员们常常手持齐眉短棍进行操练。在每次操练之前，全体队员都会高声齐唱《国民革命歌》，那激昂嘹亮的歌声穿越田野，翻越高山，不仅鼓舞着每个人的斗志，也寄托了人们对革命胜利后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紧跟共产党，红旗飘扬丰田乡 1927年对于彭可轩而言，既是充满挑战又是充满收获的一年。春天的到来，伴随着他三女儿杏云的诞生，让他的生活更加繁忙而充实。然而，尽管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每天的时间却依然被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事务挤得满满当当。有时候，他甚至几天几夜都无法得到休息，但他却从未有过丝毫怨言。彭可轩的心中充满激情，他用满腔热血拥抱大革命，怀揣着一个梦想：中国能够迎来一个富强民主的新社会。 然而，正当彭可轩满怀希望地憧憬未来时，国内外的形势却发生了剧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国民政府也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屠杀。短短时间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在这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海陆丰地区许多人开始动摇，但更多的人却选择了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 面对严峻的挑战，彭可轩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我将始终追随共产党的领导，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信念和决心，不仅激励着自己，也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5月1日至11月1日这短短的六个月里，为了勇敢地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海陆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彭可轩与他的战友们并肩作战，一次次冲锋陷阵。无论是在攻打剑门坑、黄塘、上砂的激烈战斗中，还是在突袭河田伪警所、伪区署的果敢行动中，彭可轩都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以身作则，英勇无畏，为战斗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11月1日，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告捷后，共产党人彭湃同志积极响应上级指示，着手在海陆丰地区筹建苏维埃政府。经过紧张筹备，11月15日，陆丰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紧接着，11月21日，海丰苏维埃政权也宣告诞生，标志着这一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海陆丰各地迅速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在丰田乡，各村庄红旗招展，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几千年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刻得以实现。分到田地的农民们，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更加踊跃地加入赤卫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原农民自卫军更名为赤卫队），并积极参与各类军事训练，时刻准备着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 避难南洋，身在异乡不忘本 1928年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军队从四个方向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猛烈围攻。红二、四师的官兵们，在海陆丰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数十场激烈的战斗。然而，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到了5月，红二、四师官兵伤亡惨重，战斗力大减。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海陆丰各县城、圩镇建立了坚实基础后，便利用民团作为先锋，对红色村庄进行了残酷的“围剿”。敌人所到之处，无不实施烧杀抢掠，手段极其残忍。 丰田乡作为农会员的集中地，自然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誓要将丰田乡彻底摧毁。敌人两次对丰田乡进行“围剿”，烧毁了乡内90%的房屋，并到处张贴《清乡剿匪告示》，悬赏千元重金捕杀农会的主要领导人彭连茂、彭可轩、彭壁洲和彭利辉。 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彭可轩不得不与妻子儿女分离，以躲避敌人的追杀。他将妻儿安置在亲戚家中，自己则与战友们四处躲藏，艰难求生。 农历四月十五日，河田乡农会长彭培轩不幸被捕。敌人在河田下寨园义重桥下，对彭培轩实施了极其残忍的酷刑：割肉撒盐、砍肢割鼻、剖腹剜心，最终将他残忍杀害并示众。彭培轩牺牲时年仅41岁，他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让所有革命人士都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和哀悼。 面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革命的火种不被熄灭，河田区政权紧急命令各乡农会的骨干成员转入地下活动，尽量减少活动，以降低损失，并耐心等待时机，以期将来能够东山再起。 丰田乡农会长彭连茂在接到上级的通知后，立即组织起本乡的农会骨干，包括彭可轩、彭壁洲、彭初叨、彭锦怀、彭武锡等人，以及邻乡的彭彩勇、彭彩谷、彭彩景和彭培轩的大儿子彭荣森、二儿子彭荣栋等十余人。他们被迫离开家园，结伴而行，选择在夜晚渡过南洋，以躲避敌人的追捕。 在农历四月十日的深夜，他们一行人从水唇径下悄然上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终于抵达了揭西。随后，他们又换乘小船，再次经历了两天两夜的航程，才到达汕头港公昌隆。在那里，他们转乘大船，历经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了新加坡。然而，他们的旅程并未结束，最后又乘船经过一个夜晚的航行，才最终到达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古来镇。 农历五月上旬，他们终于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古来镇的16哩四龙园找到了落脚之地。初来乍到，他们只能借住在当地人的寮屋中，以安身立命。 不久后，彭可轩与一众避难至马来西亚的农会成员成功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南洋临时委员会书记、来自海南琼山的徐天柄，成为他们的直接领导者。同时，宣传部部长、江西临川籍的傅大庆，经常向他们分发《马来西亚工人》月刊。1936年，彭可轩等人为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海陆会馆重建捐款。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依然心系祖国，密切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动态，并竭尽所能地为祖国的革命事业提供支持。 马来西亚这片土地肥沃丰饶，遍布着待开发的荒山，为勤劳勇敢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开拓空间，足以确保他们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彭可轩便是这众多开拓者中的一员。他凭借自己的双手，一锄一铲地开垦出片片荒山，随后种植上菠萝等经济作物，以此作为生活的支撑。每当菠萝成熟时，他便挑起沉甸甸的果实，前往古来镇的市场出售，换取大米等必需品以维持生计。 初到马来西亚的那段日子，彭可轩为了躲避英军的追捕，不得不在山脚下挖掘凹坑，并在坑底铺上茅草作为床铺。每当夜幕降临，他便躺在茅草上，再用茅草将凹坑覆盖，以此作为掩护。那段时光，他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不易。 在马来西亚稳定下来后，彭可轩动用了所有可用的资源与人脉，分批将留在祖国大陆的妻儿接到了马来西亚。在纷飞的战火中失散的家人，终于在异国他乡重新团聚。望着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聚在一起的家人，彭可轩心中五味杂陈，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从那以后，彭可轩带领着全家老少，在马来西亚的荒山上辛勤耕耘，日复一日地为生计奔波。 每当中华的传统节日来临，彭可轩都会深情地指向东方，向孩子们讲述：“那里，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们回到那片土地。”每当这个时候，彭可轩的眼眶都会湿润，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无尽的思念。 1932年2月，彭可轩的原配妻子罗慈妹因无法适应异国环境，不幸病逝。同年12月，彭可轩与来自广东海丰平东的刘桂英结为连理。 1934年1月，他们迎来了四女儿杏爱的诞生，这是刘桂英为彭家带来的第一个女儿。 1935年8月，彭可轩的二儿子彭毅（小名彭燊焕）呱呱坠地，他也是刘桂英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1937年10月，彭家再添新丁，三儿子彭潭波出生，他同样是刘桂英的孩子。 归国游子，不忘初心建家乡 1937年春节过后，彭可轩心中萌生了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尽管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极力劝说他留下，但心意已决的彭可轩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要回到祖国。 为了确保回国后在家乡有栖身之所，彭可轩特地吩咐儿子多次携带款项，从马来西亚返回陆河丰田村。他们的任务是将1928年夏天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的老房子拆除，并在原址上重建一座新楼，命名为“景福楼”。 1938年秋天，彭可轩着手办理回国手续，并顺利领取了回国护照。 1939年春节之后，彭可轩终于带领着全家人，回到了久违的家乡——陆河丰田村，是陆河归国华桥第一人。他们住进了新建成的“景福楼”，彭可轩还为楼匾亲笔题写了“可廬”二字，并为大门撰写了对联：“旭日真可爱，春风到廬前”。 同年7月，彭可轩的家庭迎来了新成员——五女儿杏梅（刘桂英所生），她的到来为刚回国不久的彭家增添了几分喜悦。 1941年7月，彭可轩与刘桂英的第三个儿子彭文展降生了。 1943年5月，他们迎来了最小的儿子彭十成的诞生，他也是刘桂英的孩子。 在马来西亚奋斗了近十年的彭可轩，积攒了一定的财富。回到家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培育更多的人才。因此，当丰田村的群众推荐他担任校董会副董事长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 在彭可轩的大力支持下，丰田小学得以高薪聘请了彭洪权、彭适之、彭锡文、彭瑞庐、彭规炎等优秀教师。这些教师的加入，极大地提高了丰田小学的教学质量，甚至吸引了邻近学校的学生纷纷转学至此。 二是致力于修桥铺路。村中原有的石板桥多为单板设计，仅容一人通过，耕牛及大型物品难以通行，尤其在老人去世时，抬棺材过桥更是困难重重。在彭可轩的倡议下，他积极募捐钱粮，将单板桥改建为三板桥，并优化路线，拓宽道路，大大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 三是推动乡村经济振兴。根据邻近墟镇的特点，彭可轩将从南洋学到的种植烟叶、腊蔗、靛青草、草莓、番茄等作物的方法引入村中，指导村民精耕细作，有效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四是严打赌博与盗窃。他订立了村规民约，并组织人力进行治安巡逻，确保村民们能够安居乐业。 五是在乌岭塘兴建池塘。这个占地1300平方米的池塘不仅具有蓄水抗旱的功能，还能养鱼创收，同时积肥下田，实现了年年有余的丰收景象。如今，随着新县建设的需要，池塘被用作地皮出售，所得善款则用于建造公墓经费。 此外，在1948年，彭可轩还与彭世模等乡绅名士及群英堂麒麟班成员共同组织了丰田村护村队。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想方设法地抗击国民党钟铁肩军队的进村扰乱。在广东陆河地区流传的民谣俗语中，有“丰田老虎高沙豺，半径牛牯河背犁”之说，而彭可轩则暗中为共产党东江纵队彭晋雀、彭云中、彭少君等战士在河田的革命活动提供便利和资助。 1949年2月，河田解放，民运队得知彭可轩是老农会干部后，特邀他参与议政，建言献策。他积极协助新成立的陆丰县人民政府及所属机关进驻丰田村塘尾办公，同时支持新陆银行在丰田上屋里印刷纸币。彭可轩始终竭尽所能为村民办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2年春，河田区河南乡土改工作队的副队长陶启明（同时担任河田中学校长）代表政府，对彭可轩的身份进行了明确：他是一位老农会干部，曾为党和人民做出过有益贡献，历史背景清白，家庭成分被划定为下中农。基于此，政府优先安排他的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彭可轩在看到这份定性报告后，对党和人民政府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1961年冬天，彭可轩因病辞世，结束了他长达七十五载的风雨人生旅程。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成为后人传颂的佳话。 愿彭老永垂不朽，精神永驻！
口述人：彭武柱 参考资料：彭毅《我的父亲彭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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